60年代是我国物质贫乏且简单的年代,对于那个年代有许多让人们难以忘怀的东西。想起当年用三五分钱或一毛钱买到街头老太太的“烤红薯”或小买部的爆米花,那种幸福和满足是现在的孩子无法体会到的……
人常说“三岁记到老”。其实上学前的事情大部分还是记不住的,能记住的事情主要是上学以后的事了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孩子,都对“吃”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那个时代,是“以粮为纲”的时代,全民都在抓粮食生产。可那时候,从大人到小孩,都感觉吃不好,吃不饱。当时,吃的最多的要数红薯了。餐桌上一年四季是离不开红薯的,蒸红薯、烤红薯、红薯汤、红薯饸饹、红薯馍、红薯干、红薯饼、红薯叶,都是餐桌上的主食和主菜。红薯馍那是每个家庭的主食,一天到晚顿顿都吃。红薯馍刚蒸出来和刚馏出来夹点带辣子的咸菜,口感还算不错,但天天如此吃法,无论大人还是小孩,都有胃发酸的现象,都企盼着何时能吃点红薯和玉谷合蒸的馒头。红薯面、玉谷面或小麦面混蒸馒头,那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一种最高享受了。可是全村几百口人家,有这种享受的廖廖无几。我们家的条件,在村里算是比较好的,记得父亲在武汉铁路部门工作,大人们常说我爸爸顶两个县委书记的工资,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,爸爸那么多钱也不买点小麦、玉谷,让全家人有一点好的生活,只有爸爸回家来的时候,家里才有吃白面馍的机会。但这种机会往往就是几天功夫,我们最怕的就是爸爸重新上班吃不到白面馍。爸爸上班走了以后,经常企盼爸爸回来给我们带来改善的机会,重新能吃到白面馍。许多时候,因不满意三餐的红薯面馍,还招致了妈妈喝斥或责打。妈妈的每一次喝斥和责打,我们都能看出妈妈的无奈和痛楚。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晚上,妈妈忽然从集体那里借了一头毛驴悄悄地对姐姐说,你把妹妹带好,我和并给咱们换一点玉谷蒸二面馍吃。妈妈从家里的面缸里舀了一袋麦麸,大约有六七十斤,悄悄地牵着毛驴从后园(地方名)走到鳖盖(地方名)的牲口圈,到了牲口圈后跟喂牲口的一个远门姨夫说:“家里几年攒下这几十斤麦麸,你想法换点牲口吃的玉谷,到家里磨磨给孩子蒸点二面馍。”姨夫说:“今年的牲口饲料非常少,大多都还出了虫,给你换一点,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”在回来的路上,妈妈千叮咛万嘱咐,千万不敢跟任何人讲,如果你说出来你姨夫就干不成饲养员了,以后咱们再想换也没有门路了。两天以后,家里吃上了二面馍,许多同龄孩子都眼巴巴的盯着,有几次还从家里拿出几个二面馍分给他们吃。直到现在,妈妈都还经常讲起这件事情,千万不能忘记这个远门姨夫的恩情。
那个时候,虽然非常艰苦,但是有许多感人的故事,每每想起,总能撩拨起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,这种感动、感恩和感激,恰似一盏明灯,照亮了一生的行程。对门的一个大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,性格非常活泼,总是快人快语,村里的人们都非常敬重她。在一个麦收后的晚上,她忽然在大门口喊叫我的妈妈,她喊道:“并啊,并啊,出来我给你说句话。”妈妈很快把大门开起,把大奶迎到窑洞里,让到椅子上,我和姐姐妹妹都在炕上打闹,还没有睡下,见大奶来了,有一种好奇,都静下来侧耳听大奶和妈妈说些什么。大奶说道:“并啊,明天队里小麦在你家崖顶晒,你明天哪里都不要去,等晚上队里把麦收场了以后你再把场扫一遍,我想法给你留一点散麦。”妈妈听了大奶的话,非常感激,又是倒水又是感谢。到了第二天麦收场了以后,我和妈妈、姐姐一起又把崖顶细细致致地扫了一遍,最后连土带麦扫了一大簸箕,妈妈晚上在家里用箩又仔细过了一遍,最后筛出来两碗小麦。妈妈高兴地说:“看你大奶这人多好,给咱们家丢了两碗麦,可得记住人家的恩情。”这位大奶在几十年后去世时,妈妈还专门把我们叫回去参加奔丧。
为了使红薯面的吃法多样性,大人经常采摘一些柿树叶、洋槐花、扫帚苗、灰条、人汉苗等野菜,或包成包子,或把野菜汇蒸到红薯面里做成菜馍以改变口感。现在有些孩子偶尔吃几口野菜,好奇的成分居多,觉得挺好玩,还打趣说“你们那个年代天天吃野菜,实在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,真是幸福死了”。殊不知,在缺吃少穿的年代,野菜早被人挖吃完了,就是有也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,也想挖到也要靠运气才行。这种吃法只是在些特殊的季节才能吃到,但是吃饸饹面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时就多了起来。最早是家里自制的饸饹机,用粗木头挖个圆形的坑子,在坑的下边钻些小窟窿眼,把刚蒸出来的红薯面馍放到小坑里,两个人用力压下去,从下面漏出来的便是圆圆的长长的红薯面条了。这种做法非常麻烦,村里人经常议论国家什么时候能发明一种做饸饹面的机器,人就省事了。终于有一天,妈妈准备了一小袋红薯面说:“你和村里几个大人到石家埝压点红薯饸饹回来。”我当时扛着红薯面从棉花沟一条小路上走了十多里路,翻沟到石家埝压了饸饹面回来,这一次压面在家里一下吃了三四天,大约由于天天吃这个的原因,饸饹面也感觉到非常难吃,以后逐渐再也不吃了。